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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乎？工人乎？该为农民工正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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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发展的一项指标，就是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要低约20个百分点。

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渐减少农业人口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二、第三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一过程需要吸纳大批的农村劳动人口。

另一方面，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城市人口出生自然增长率明显降低的情况下，城市迫切需要农村人口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城市，弥补这个人口自然增长的空间。过去，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有升学、服兵役等途径。随着农民工进城就业、务工、经商，农民迈向城市化的步伐急剧加快。

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农民进城的进程，最早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开始富余。于是一些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开始进城“讨生活”。从“盲流”、“打工族”到“民工潮”，我们从这样一些社会学名词中，还能回顾起当年农民进城的景象。

农民进城的规模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大？以我省为例，粗略的估计，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人数大概有800万人之多。据省统计局对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全省户口在本乡、外出半年以上的打工农民总人数为513万多人。

农民进城，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

所有的信息集中起来都显示了一点，那就是农民进城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

以我国许多中心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例，“农民进城”所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能使这些地方在长时间内保持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广东省最近发表的一项社会统计公报说，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广东。以致在广东的很多城市，都有一个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问题。比如，深圳市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700万总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132万人。广东的这份统计报告不知其真实意图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广东这些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内地省份农民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广东前期的经济积累，主要是靠“三来一补”工业完成的，而这些产业正是基于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使用上。

“农民进城”不仅为“城里人”创造了财富，而且，“打工”也已经成了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手段之一。

据省统计局的调查，1999年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的总收入达217亿元，超过了当年全省174.3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当年全省农民人褐毛橐吾均劳务收入431.6元，占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2.7％；2000年、2001年，大体还是保持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以上是来自于打工收入。更为重要的，打工收入是现金收入，平均每个甘肃独活打工农民一年的现金净收入达3000元左右，这些现金对农民来说十分宝贵，解决了农民家庭的许多燃眉之急。正因如此，近年来在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仍能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

从数量上看，农民工正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2月21日，中新社发布了一条消息，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二OO三年全国千户企业管理调查研究报告》表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提速，已有九千八百二十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中国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农民工正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据统计，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总数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到68％，在建筑业中占到近80％。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农民工占从业人员人数的52％以上。

安徽省农调队的调查也表明，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占44.5％，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2.5％，相当一部分打工农民已从较低层次的行业、职业转向较高层次的行业、职业。在安徽省外出流动人口中，成为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已占7.6％，其中不少就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据六安市的一项调查表明，该市外出打工农民中，从事非体力型劳动的已占37％，其改用PP、ABS等材质的接头中从事智力型劳动的占11％，从事技能型劳动的占26％。

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一号文件”所说的“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判断。

干同样的活，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

农民工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善待。

有关农民工种种“不平等待遇”见诸报端已经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收入微薄。据农业部的调查，2002年，进城务工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5597元，每人每月平均工资仅为466元。这个工资水平大约只是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的一半。

工资拖欠。农民工的这点微薄的工资收入，还不能按时、足额地拿到。目前，农民工的工资被业主、老板、工头克扣、拖欠的情况相当严重。

失业无保障。进城务工的农民，常常会遇到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状态。但是，他们失业后，得不到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

农民工的其它困境还包括缺少劳保、医保、没有维权组织、子女就学难等。这些使他们沦为城市的特殊弱势群体。

不平等待遇，缘自“城乡二元结构”

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有社会分工，当然也就有工农商等职业区别。也就是说，农民本来应该是一个职业概念。可是，在我们积极推行绿色包装、简约包装习以为常的语境中，“农民”已经不只是(或者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概念，而成为一种身份概念。我国的农民并非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而被成为“农民”，而是由于身处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下被定义为“农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只有两种人，那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而农村人就是农民。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个如影随形的身份，乡下人从事农业生产是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甚至跑到城里打工仍然是农民，除非你能摆脱身份制约，在户口登记薄上把“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

正因为农民的这种身份，他们就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劳保等等待遇。他们只能被称为农民工，不可能享受到与城市户口的务工者同等的待遇，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他们所获得的报酬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表现在直接工资收入上，也表现在其它福利保障上。

为农民工正名需要破除思想障碍

既然农民工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还原“农民工”作为工人的本来身份呢？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更新观念，对农民工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为将来的城乡一体化扫除思想上的障碍。

目前，在对农民工的认识上，还存在这样一些观念：

疑问一：速度太快，会不会增加业已存在的城镇就业压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认清农民工的就业层次。由于农民所具有的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他们本来的就业素质不高，目前，农民工大多数从事的还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最苦、最累、报酬最低的工作。因此，他们不可能挤压城市的高素质就业空间。

疑问二：给农民工以各种福利保障，是不是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应该说经过20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积累，我国已经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基础。

疑问三：农民工进城会不会给城市带来社会问题，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这种观念是一种不够求真务实的观念。因为，农民工进城已经是一个扭转不了的客观事实，我们对此只能正视，而不是回避；只能加强疏导和管理，而不是刁难和限制。我们要通过给农民工适当的“名份”，引导其从无序向有序转变。

疑问四：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以后，他们的承包地如何处理？应该说这是一个后续性的话题，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当农民工在城里立足，有了自己的房产时，他们自然就可以完全脱离土地，彻底地融入城市了。而土地被转让出去以后，我们“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可望缓和，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总之，给农民工正名是一种对城乡发展都有利的有效措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被确认为工人身份后，他们就应该享有城镇职工相同的劳动待遇。因此，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

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逐渐消除城乡差别。要想使户籍制度改革获得成功，我们应将旧体制附加在户籍上的其他配套制度从户籍制度上剥离出去，还户籍制度的本来面貌，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的控制功能，由限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转变到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动态信息的把握、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服务上来。

认真贯彻《劳动法》等法律，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实际上，我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是比较健全的，对农民工也不例外。例如《劳动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的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在最近通过的《安徽省劳动合同条例》中，对此也做出的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在许多城市中被视为流动人口和城市的边缘群体，在劳动用工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一些用工单位不与他们签订合法的用工合同。这样，他们被拖欠工资、遭到歧视和虐待往往也无处申诉。为此小齿龙胆，给农民工一个正式的身份，使他们享有与城市劳务人员同等的基本权益是善待农民工的首要工作。

各级维权组织应该把农民工列为保护对象。除了劳动保护部门外，我们的各级工会组织也应该吸收农民工参加。但现实的情况是，工会组织在农民工阶层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盲区”。

完善相关制度，解决农民工的现实问题。在诸多配套改革中，首先要进行的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使农民工能够获得基本医疗保证，并让其子女获得基础教育。进行医疗制度改革，从而使农民工获得基本医疗保障，不仅是善待农民工的有力举措，而且是保障城市居民身体健康的得力措施。因为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农村与城市间流动，他们的健康状况肯定会影响到城市居民。在流行病多发季节，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很有可能成为流行疾病的传播源。去年非典的这样对熔融指数要求愈来愈高、对材料强度要求也提高;随着下降本钱压力、环保要求日趋严峻传播，就为我们上了生动一课。至于子女基础教育，更是应该帮助农民工解决的迫切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适龄入学的孩子逐年减少，许多基础教育资源闲置，许多城市已经具备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很容易就融入了城市，成为未来的城市居民，符合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当然，正如城市化、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还民工以产业工人的本来身份，让他们享有产业工人应有的权利，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是必须的，但也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目标是使农民工逐渐地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创造的价值以及由此获得的收入也会每况愈下。只有扩大非农就业，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而打破户籍壁垒，让农民成为一种职业概念而不是身份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一步。